中美經貿摩擦正日趨明顯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美方憑借所謂“極限施壓”，通過在談判中不斷加碼、出爾反爾等卑劣伎倆實施的戰術冒險行動，并沒有達到預期目標。美方在第十一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前發布的關稅懲罰升級威脅，不僅對談判制造了極為負面的影響，而且迫使中方以極為正式和明確的方式，進行相應的反制。這一輪中方的反制，不僅導致第二天美股24小時內蒸發8.5萬億人民幣的市值，而且從5月14日美國時間凌晨5時35分之后至5月18日美國時間20時37分，美方最高決策者的社交媒體官方賬號對中美經貿摩擦的相關議題一直保持著“緘默”的狀態。此外，美方原先打算復制打壓“中興”事件的構想，也遭遇了較為顯著的挫敗：美國政府高調宣布相關領域供應鏈安全受威脅而進入緊急狀態，以及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將華為以及70家相關企業列入“實體名單”的舉措，沒有能夠重現2018年對中興“一擊致命”的場景，反而讓華為展示了自己的“備胎”計劃。高調威脅之后24小時，美國商務部又發布消息，緊急臨時延長部分美國客戶從華為采購設備的時間窗口，更變相折射了美方強硬背后的脆弱，以及各種極限施壓“色厲內荏”的本質。
種種跡象表明，中美經貿摩擦中，美方隨心所欲發動主動攻擊的階段正在過去；伴隨著關稅壓力傳導機制的梯次生效，中美經貿摩擦進入“邊談邊打，邊打邊談，打打談談，談談打打”的相持階段，已經是比較明顯的大概率事件了。在此階段，堅定的意志，一致的認識，對道路曲折的充分思想準備，對光明前景的堅定信心，以及對斗爭需要承受代價的充分心理準備，是影響態勢發展的關鍵因素。熟悉中國歷史的人們不會忘記，當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之后，日方策略的調整，就是大幅度加強了政治誘降，以謀求從內部瓦解中方的抵抗。歷史有時也表現出了某種驚人的相似。當美方的極限施壓沒有取得其期待的效果，當中方展現出具備有效回應的能力時，一些可能產生危險后果的錯誤認知在網絡上悄然浮現：
第一，美國勢力大，中國必敗，晚認輸不如早認輸。這種論調在2018年就有浮現，其大致的觀點是，中國對美國出口超過5000億美元，美國對中國出口剛過1000億美元，大家對等加稅，中國的籌碼遠小于美國；高新技術領域，美國掌握核心技術，中國受制于人；中國打不過，打不起，承認這一點雖然是羞辱，“但是沒有辦法”。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相關講話還在敘述了中國的劣勢之后，告訴主要是青年大學生，這事兒跟你們沒啥關系，現在已經不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不需要“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了。這種論調并不新鮮，在抗日戰爭時期，那些主張和日本媾和的人，放在第一位的理由就是“中國不可能打贏這場戰爭，在徹底失敗之前以談判實現和平將更為有利”。仔細想想，不能不令人心生感慨。
第二，在貿易戰中輸給美國有利于推進中國內部的良性變革。這種論調偏好的良性變革，就是中國應該復制蘇聯東歐國家20世紀80-90年代在經濟、政治體制上全面自廢武功的做法，希望美方能夠通過極限施壓，摧毀中國的國有經濟體系，摧毀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從而實現其長期以來的某種理想和目標。個別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有特殊情感偏好的人也持這種觀點，并嘗試從最善意的角度去解釋2018年5月《華爾街日報》披露的美方底線要價，認為美方的要價在邏輯上是嚴謹的，在目標上是合理的，在道義上是正確的。用建構主義的視角看，持這類言論以及同意這類言論的行為體，其政治認同對當前的中國具有較為顯著的負面認知，對當前的美國則具有較為顯著的正面認知，相關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白宮前首席戰略顧問斯蒂夫·班農的看法中找到影子。
第三，認為中美經貿摩擦必須由認同美方標準的“專業人員”來解決，普通中國人不應該過度關注這個問題。持這一觀點的行為體，其基本前提假設是“愛國是需要資格的”，且“這個國家輪不到普通大眾來愛”，因此只有符合自由主義價值觀、先天認同美國超過認同中國的專業精英，才有資格關注和討論中美經貿摩擦問題，才有資格提交相關的方案。
這些觀點的形成不是一夜之間的。從國際層面來看，這是20世紀40年代至今，美國在冷戰以及冷戰后的時間里，長期推動美式價值觀和自由主義在全球傳播的結果，是美國軟實力對部分中國人群產生深刻作用的外部反應。從中國自身層面來看，在改革開放融入世界過程中產生的沖擊和碰撞，讓部分人產生了迷茫乃至錯誤的認識。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偉大事業，需要偉大斗爭。頂住美方貿易霸凌主義，妥善解決中美經貿摩擦，是偉大斗爭；克服上述錯誤認知，正確認識今天的中國與世界，同樣是偉大斗爭。
要克服上述錯誤認知，需要從三個方面入手：
第一，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系統、全面、辯證地看待中美兩國的整體實力，深刻、準確地把握中美經貿摩擦的核心與本質。中美經貿摩擦發生在全球化的時代，中美之間已經形成了基于比較優勢的產業鏈分工，這是一個客觀的前提。那種機械地用進出口數額多少進行勝負推算的觀點，是基于前全球化時代的國際貿易實踐，其與當下存在本質的差異，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與事實不符的。那種抽象地用對技術先進性的討論取代對實際貿易情況的討論的分析，意味著將具體的生產過程簡化成技術體系中的上游和下游的關系，抽象地談論哪一方具有創新優勢，不提及具體的產業能力和制造體系，得出的結論因此形成了巨大的扭曲。那種簡單地將所謂“韜光養晦”等同于對美方無條件、無底線、無邊界讓步的認識，則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
第二，自覺以中國的國家利益，而非美國的國家利益作為標準，來認識和理解中美經貿摩擦。美國是一個在心理上已經接近實質性衰退期的超級大國，其追求的自我中心的絕對安全，以及本屆美國政府所偏好的所謂理想化的經濟秩序，本質上與這個時代的要求存在巨大的鴻溝。相反，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中國提出的以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的戰略，更加符合全球發展的方向。所以，應該自覺以中國的國家利益，而非美國的國家利益，作為判定和選擇分析框架的標準，構建正確的利益認知，從而能夠在中美經貿摩擦進入僵持階段時看準立場，站穩腳跟。
第三，確立正確的義利觀，避免“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精致利己主義。作為一個典型后發現代化國家，中國最重要的比較優勢之一，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集體主義的義利觀。在當今世界，盡管全球化的浪潮是不可阻擋的趨勢，但是在捍衛不同國家的全球利益分配的過程中，最有效的組織形式仍然是主權國家；而此次中美經貿摩擦的本質是，維護自身壓倒性利益分配優勢地位的霸權國家，面臨本質上由其內生創新動力不足誘發的霸權衰落，采取尋找外部假想敵的方式進行轉移。對中國來說，如果人人堅持貿易戰與己無關，只與“受過訓練的專業技術人員”相關等本質上錯誤且過時的理念，那么我們最后只可能是輸掉這場戰略博弈，并深刻體會“覆巢之下無完卵”的古語。
一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美經貿摩擦就是這場偉大斗爭中最具代表性的階段之一。我們需保持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克服錯誤認知，朝著最終贏得中美經貿摩擦的目標奮勇前進。
（作者：沈逸，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政治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