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清形勢、研判走勢、把握大勢，是做好重大風險防范化解工作的前提和基礎。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和經濟社會不斷發展，我國當前所處的國內外安全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面臨的風險挑戰在態勢上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呈現出整體上易發多發、類型上復雜多樣、結構上連鎖聯動三大特點。

　　整體上易發多發

　　易發多發是基于對當前所面臨風險挑戰的整體態勢，對我國風險態勢所作的基本判斷。進入新世紀初期，中國共產黨根據世情國情的新變化，提出了“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判斷，認為21世紀頭20年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也處于風險易發多發期，面臨的風險挑戰前所未有，“甚至會遇到難以想象的驚濤駭浪”。

　　從國內來看，我國發展已經進入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各種潛在的重大風險挑戰逐漸顯現。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一個時空壓縮的跨越式現代化發展過程。時空壓縮具有正反兩面的雙重效應，帶來兩方面的“前所未有”：一方面，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中國用三四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二三百年時間走完的路程，用一代人的時間完成了發達國家幾代人完成的任務，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為未來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帶來的挑戰前所未有——西方發達國家在二三百年時間里分階段出現的問題在我國三四十年時間里集中呈現，給未來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帶來很大壓力。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當前正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在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領域內不斷積累的各種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逐漸顯露。

　　從國際來看，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各種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伴隨我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國際話語權的增強和全球治理參與度的提升，我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同國際社會的互聯互動變得空前緊密。在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建設的過程中，我國對國際事務的參與不斷加深，國際地位和國家影響力大大提升，已經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同時，世界對我國的影響也在不斷加深，外部環境變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擾動更加明顯。我國在經貿合作、周邊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方面面臨的區域性與國際性不穩定、不確定、不可預見性因素明顯增多，各種風險挑戰的影響明顯加大。

　　類型上復雜多樣

　　復雜多樣是基于對當前所面臨風險挑戰的種類和數量，對我國風險態勢所作的基本判斷。依據不同標準，風險可分為不同類型：依據出現時間，可分為傳統風險和新興風險；依據影響范圍，可分為地方性風險、國家性風險、全球性風險；依據等級，可分為特大風險、重大風險、較大風險、一般風險；依據來源方式，可分為原發性風險和輸入性風險；依據產生原因，可分為自然風險、政治風險、經濟風險、社會風險、技術風險、健康風險，等等。

　　從各國發展的歷程來看，改革發展的時期也是各方面風險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這是世界各國都必須共同面對的“成長的煩惱”。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已經進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歷史階段，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與從低收入國家邁向中等收入國家的歷史階段相比，我國在向高收入國家邁進階段面臨的矛盾風險更加復雜多樣，各種類型、各種誘因、各種來源的風險挑戰在我國都不同程度出現。

　　在各種各樣的風險挑戰中，特別要高度關注在我國發展過程中和發展起來以后可能出現的各種新興風險。與傳統風險相比，新興風險往往具有“認不清、想不到、管不到”的特點，人們對其發生、發展、演變規律了解不多，相應的防控手段也比較有限。

　　當前，伴隨國內外風險類型變化和改革發展不斷推進，很多新問題正在逐漸出現，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從國際來看，人類社會正越來越多地面臨轉基因技術、核技術、網絡技術、納米技術等新興技術風險以及網絡攻擊、恐怖襲擊、重大傳染病疫情、氣候變化等區域性、全球性新興風險的威脅。從國內來看，進入“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改革開放階段，我國面臨的風險挑戰也發生了重要變化，一些長期困擾我國的矛盾問題不復存在，但一些以前發展過程中沒有遇到、沒有處理過的新矛盾新問題不斷產生。我國當前面臨的新興風險，既包括金融、房地產、產業轉型、人口老齡化、生態環境污染、食品藥品安全等內部領域可能出現的風險，也包括國際經貿摩擦、海洋權益糾紛、邊界爭端、軍事沖突等外部領域可能出現的風險。

　　結構上連鎖聯動

　　連鎖聯動是基于對當前所面臨風險挑戰的結構特點，對我國風險態勢所作的基本判斷。與以往相比，在當今日益開放、相互依存的世界，風險之間往往具有疊加、耦合、演化的特征。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提出要重視“系統性風險”，認為單一風險事件的發生可能導致整個系統處于癱瘓狀態。世界經濟論壇提出要關注風險關聯性，并在每年發布的《全球風險報告》中用風險關聯圖來刻畫不同風險之間的相關性，國際上還在研究“跨界危機”的治理問題。

　　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過程中，我國的經濟社會也日益成為一個錯綜復雜的巨系統。在這個巨系統中，各個風險因素之間相互交叉、相互關聯，形成一個復雜的風險綜合體，風險鏈條變得越來越長，風險挑戰的連鎖聯動效應更加明顯，產生的后果更具綜合性。

　　從類型來看，各類安全威脅之間相互交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錯綜復雜的現代社會系統，不同類型的風險之間往往高度關聯，環環相扣，某個單獨的風險鏈條出現斷裂很容易誘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最終導致系統性潰敗。以2008年南方低溫雨雪冰凍災害為例，這場初始的自然風險（低溫雨雪冰凍），經持續演化后，最終發展為融自然、技術（斷電、缺水、堵道、機場關閉）、經濟（能源短缺）、社會（車站擁堵、乘客擁擠）、健康（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各種風險于一體的綜合風險。

　　從空間來看，安全威脅在不同區域內外聯動。隨著全球化不斷推進和現代交通工具快速發展，人流、物流、信息流正變得越來越快捷方便，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正成為日益緊密的命運共同體，彼此之間唇齒相依，相互關聯，密不可分。在給人類帶來諸多便利的同時，全球化、信息化也導致重大傳染病、恐怖主義、氣候變化、跨國犯罪等進行跨地域傳播；某地發生的原發性風險，經過跨地區輸出、擴散后，可能成為其他地方的輸入性風險，最終在大空間內產生系統性嚴重后果。

　　從時間來看，安全威脅在不同時段先后疊加。從演化特性來看，風險包括突發性風險和漸發性風險。在經濟社會轉型發展過程中，我國既面臨大量新出現的突發性問題，也面臨諸多經過較長時間積累后出現的漸發性問題。正如海恩法則指出：事故的發生是量的積累的結果，很多重大風險的發生往往是風險在時間演變過程中從量變到質變的結果。在體制轉軌、社會轉型時期，很多歷史遺留的矛盾問題在日積月累的過程中，經由醞釀、發酵后可能慢慢升級、擴大，最終演化為造成重大后果的風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