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市場前景伴隨全球疫情擴散難言樂觀，但某些輿論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干擾應值得重視。其中一些觀點值得理性看待和論證。
觀點一：去美元化。
由于疫情的傳染性和威脅性，加之經濟優越與金融霸氣，美元升值現象十分突出，這直接引起全球資金和資產乃至商品價格連鎖反應不良下跌居多。
由此，對貨幣邏輯發生錯亂。按照貨幣經濟學原理來說，貨幣貶值有利于經濟。但在疫情期間居家隔離為主的情況下，貨幣貶值意義不大，反而會成為心理不安的指標。尤其美元作為特權貨幣，貨幣基礎夯實、政策調整靈活、機制效果覆蓋、份額比重超強，美元升值效應的影響顯示的是實力勢力。
此時談及去美元化操之過急，面對問題要解決的是內在基礎，并非外部關聯。所以一些國家和市場簡單化的行為不僅不利于自身安全，反而會加大全球不安逸的現實。輿論似乎順應情緒的是偏頗立足更多，事實與現實并未考量清晰與透徹，僅憑自主立場和論據來短期化掩人耳目、表面性屏蔽真相、非常性誤事害人。
另外，對美元特性認知不足。美元歷史悠久，美元特權是現實，美元份額是基礎，美元戰略是核心，這些看似大道理的說法并不引人關注，反之某些輿論卻受眾甚廣：美元即將崩潰、人民幣成為全球價值資產避風港。
我們只簡單比較上述兩種貨幣就會一目了然——美元是自由貨幣、世界各地全流通；人民幣為中國本幣；美元是記賬、結算、交易、儲備全面貨幣資質，人民幣為SDR有限記賬貨幣，即不可交易不可結算不可全球使用。
對貨幣基本常識的基本了解是認知市場輿論正常與非常的基礎概念，目前美元特權的機制、市場、制度、戰略是處于上升期，并非是衰退期，這是目前判斷去美元化的關鍵。
全球每天外匯交易量的6.6萬億美元中美元交易比重達83.8%，全球外匯儲備中美元份額占比64%，全球美元使用率最新為44%，這是2015年以來最高。
當下，美元霸權有市場基礎、制度保護、戰略主導，處于無法震撼時代，因此美元新經濟促成的美元新時代是需要審慎考量的。
觀點二：去外貿化。
疫情引發的居家隔離，使供需兩端受阻，明顯失衡。而全球化已經使世界交往異常活躍與緊密新時代的形象深入人心，尤其互聯網的效應更刺激全球化局面，彼此間更加加深聯系和緊密合作。目前受疫情影響只是短暫被迫屏蔽，實際需求與環節并未斷裂。
即使有階段性貿易爭端，但也尚未改變彼此依存與依賴的基礎。只有全球需求與供給的矛盾化解和不斷協商，才能使受疫情影響的市場經濟走向舒緩，而非加劇矛盾與爭論。
因此，美國政界一些人士極端性的自我表現風格并非是美國主流，美國企業和市場對外部依存（包括對我國的需求）并非短期，不能斷定如此簡單。對未來重新架構的成本以及疫情帶來的潛在風險是需要理性認知與評估的，美國會更在乎成本與利潤回報。
我國作為新興市場代表之一，全球化參與在加強，主見發展卓有成效，信譽擔當備受信賴，大國地位不斷進取。但是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仍存在差異與距離。
任何一個國家，無論是發達或發展中國家，外貿對經濟而言的重要性都是一致的。
受疫情影響，我國外貿企業面臨很大壓力，政府相關政策與部門舉措相當積極有效，但外貿轉內貿輿論較為突出，但這是否是唯一選擇？產品路徑的內外轉換是外貿企業面臨的重要梳理與調整，并非簡單的路徑選擇，而是產品個性、產能需求以及關系連接等多方面的考量與調整。
當前我國外貿企業的民營和中小企業居多，最新的外貿數據顯示，這些企業的份額與貢獻占據我國外貿企業的半壁江山。
雖然許多外貿企業產品有一定優勢，但設計、技術、款式甚至原材料多為國外的，直接投入市場會涉及知識產權問題。且對外貿企業來講，國內市場是一個完全陌生領域，既沒有銷售網絡，也不熟悉國內消費者需求。大多數外貿企業轉做內銷并不能簡單沿用外貿訂單制的貿易銷售模式與體系，加之內貿市場渠道建設成本高、周期長，外貿企業既缺乏經驗，又沒有投入的心理準備。尤其外貿特點是大批量、少批次，而內貿特點為少批量、多批次，外貿企業對內貿而言，需要有過渡與調整的適應過程。因此，外貿和內貿完全不同的生意模式更應重視水土不服短期不良因素。
目前在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波動之下，外貿企業不再用美元議價和結算是外貿企業規避匯率損失的一種有效方式，但改用貨幣計價，尤其是人民幣直接結算，涉及買賣雙方交易習慣調整，這對長期企業發展模式以及未來人民幣可兌換的準備又是一個不利的層面。國際市場客戶更看重質量，國內市場客戶更看重價格，這更是外貿轉內貿觀念、國情與理念的重要差異與區別，更是外貿轉內貿不可忽略的觀念之差和融合之難。
觀點三：去貨幣化。
電子貨幣和數字貨幣是近期市場熱議話題，央行也在推進數字貨幣方面早有調研、規劃與推進。
按照常識概念解讀：數字貨幣是當前法定貨幣新載體，政府可以直接向個人賬戶注入資金，無須借助商業銀行。數字貨幣幾乎可以即時結算，從而優化流動性，減少被繁雜結算流程套牢的資本和抵押品，并可大大降低交易對手風險。由于數字法定貨幣采用完全數字化的形式，監管機構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和追蹤資金在經濟體中的具體流向，而這正是傳統貨幣所不具備的。
然而，上述概念與現實基礎是經濟正常化之下的運作，經濟結構均衡是風險保障重要基礎，而疫情特殊需求量之大超乎尋常。
目前我國經濟處于轉型脫虛向實結構調整重要階段，數字貨幣的新鮮路徑和方法會產生刺激作用，但也可能產生風險隱患。尤其我國當下貨幣概念的信譽是前提，信用體系與法律制度是保障。
數字貨幣概念和相關條款有待結合國情特性加以梳理、整合和明確，許多法律和法規缺少細則與執行。尤其在原有貨幣機制下欺騙、詐騙、投機、非法問題甚多，曾經因單一發行機構倒閉而引發系統性風險屢見不鮮。
其次更重要的是監管制度與原則、效果和保護。目前社會上難以有效識別資質和信用，加之互聯網支付具有隱蔽性、快捷性和跨國性的特點，由此帶來的安全隱患是我國金融安全應重點關注的當務之急，并且輿論或政策去貨幣化的技術風險、信用風險、法律風險、市場風險、制度風險、專業風險等綜合問題更需要慎重考量。
近期我國金融機構風險被高度關注，互聯網企業和其它企業中金融專業基礎薄弱并未改觀，特別是我國尚存在技術安全標準、管理漏洞和安全隱患的系統軟件或硬件風險，這對數字貨幣而言都是風險、壓力與挑戰。由此，去貨幣化需要理性、求實、改革之勇氣與作為。
簡而言之，疫情特殊性難以預料，經濟衰退現實已經來臨，未來經濟高增長存在期待，復雜局面下的急躁、浮躁、非理、不專現實較為搶眼，但實體發展、市場避險并非是情緒解決，而面對匯差、利差、價差、期差的嚴重混亂形勢，理清和理順、看透和深入對認知問題、應對問題、解決問題至關重要。
上述話題側重長期化為主，并非是短期可以實施和實現的期待。市場應權衡短長之間差異、目的和前景，這對我們發現問題十分重要。市場博弈重心在于誰想得長遠、誰做得實際、誰懂得規律、誰具有戰略。（作者系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首席經濟學家譚雅玲）
